上帝 God 耶稣 Jesus
按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不可知论范畴，即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否存在，意识与存在不统一，是错误的思想，我们要坚决否定他们！
附上佛洛伊德对宗教起源的看法

从１９世纪下半叶到２０世纪上半叶学者们都在从不同的领域谈论宗教起源的问题。费尔巴哈（１８０４—１８７２）从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立场、涂尔干（１８５８—１９１７）从社会学家的立场、弗洛伊德则从心理医生的立场解释了宗教起源的共同特征，即将人的主观意愿投射到外在的某种超自然的人物或观念之上，以构成自己崇拜的对象。这就是著名的“投射理论”。
关于宗教起源的这个解释系统，由费尔巴哈算起，大体上可以被称为唯物主义的科学传统。这个传统的第一代的确立者当首推费尔巴哈。作为德国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首先对宗教核心的神的非物质性存在表示怀疑，他认为，如果不能证明宗教中的核心———神的物质性存在，那么它就只可能是精神性存在，精神性存在则必然依赖于人的思想或概念，所以“神就是人的内在本性向外的投射”，它没有自身的独立性，只是依附于人的某种思想，因此由它而确立的宗教就是人们思想或概念的投射。

同样坚持宗教起源的“投射理论”的还有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他是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传统具体运用到社会学观察领域的重要人物。他从社会环境的需要出发将宗教解释成“原始社会人类认识社会本质的一种间接知识形式”，之所以是“间接的”因为它缺乏科学的直接性，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人的感情的投射。例如，人们以宗教仪式来跳祈雨舞，其结果并非真地会获得雨水，而只是展现一种社会功能：

“祈雨舞应该有一种比实际的及时雨更重要的东西，即祈雨舞的真正意义在于表达人们祈雨的共同愿望。通过这样的形式人们得以表达情感，宗教所具有的表述人类情感的功能由是而显。这才是祈雨舞的真正功能。宗教仪式的作用是将社群凝聚在一起，以应对共同的恐惧、表达共同的希望、维系社会的稳定。”

这样看来，涂尔干是从宗教起源和其社会功能方面划清了一条界线：科学理性对应客观事实以及宗教愿望对应社会功能。历史上的宗教思想多有形而上学的成分，妄图成为解释一切的权威科学理性和经验事实，而这恰好是宗教自身的软肋，待启蒙运动和实验科学兴起之后，代表宗教思想的经院哲学就不断地遭遇思想上的挫败，退出了它在西方思想界许多传统的领地，让位给可以接受社会客观事实检验的新理论，涂尔干关于宗教起源于人的社会需要的投射的解释也正是沿着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又前进了一步，将人的思想和观念的投射具体化到人类群体的需要和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上来。

将唯物主义和社会功能的解释再具体化，我们便接触到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然而他的工作则是将宗教自然形成的历史与人类本能的心理状态联系起来，使得他的解释理论更普遍、更客观。在《幻想的未来》一书中，弗洛伊德指出，宗教信仰是幻想的实现，即：人类最初发现他们周围的世界令人感到十分苦恼；他们总是受到病痛、焦虑、挫折、最终是死亡等的折磨。面对这些自然、社会和心理的困惑和折磨，人类开始在内心深处祈祷：要是能够改变这些痛苦的处境该有多好！如果死亡不是我们艰苦挣扎的终点，如果有个全善的人物来帮助我们改变苦难的命运，那该有多好！宗教恰好就可以满足我们这样的期待，尽管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宗教确实能够如此。因此，弗洛伊德断言：宗教信仰“是幻想，是人类最古老、最强烈和最迫切的心愿的实现”。他也清楚地知道，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幻想简单地视为谬误，它们只是表明“心愿的实现是幻想过程中的一个显著要素”；人们将自己最深切的愿望投射给一个全善而又万能的人格化对象，以便他被信以为真地实现人们对他的期待，这种信以为真的实际作用是为缓解此岸的现实痛苦提供一种心理平衡。幻想的实现和幻想的内容的实现毕竟是有很大差别的，前者只是

上帝是西方宗教信仰体系中一个核心的概念，它是宗教信仰者将他们不能理性解释的各种恐怖力量人格化之后所形成的崇拜对象，同时信仰者也通过祈祷、牺牲、读经、参拜等各种宗教仪式来表达他们与上帝的联系。
那么，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这个上帝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弗洛伊德认为所谓上帝就是人类在原始状态中对父亲形象的一种扭曲的记忆和病态反应。他的这个结论来源于他对人类原始社会关系的猜测和对儿童普遍心理情结的分析，其意图是将个人行为的理论与人类古老的历史融合在一起，通过分析上帝的形成史来支持他在心理学方面的发现。
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他就明确地将上帝观念的形成与人类幼稚的精神病态联系起来，所以他给该书的副标题取名为“野蛮人的精神生活与神经官能症的某些相似性”。根据弗雷泽在澳大利亚对土著所进行的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弗洛伊德推测，人们信仰上帝的历史起点是源于人类社会的原始群落生活，即：当时每个原始群落中都由一个年长的男性领导，群落中的所有女性都是他的性伙伴，而不能成为其他男性的性伙伴。当他的儿子们成年之后都被他驱逐出本群落，以免发生性竞争，破坏他的性垄断权威。儿子们对这样的一个父亲既怨恨又恐惧，终于有一天他们联合起来杀死了独裁的父亲———像原始社会的同类相食者一样一并分食了他们的父亲。这个初始的弑父行动虽然结束了他们的父亲的专制统治，但也产生了其他一些心理问题：后悔感、自责感和负罪感。弑父者们当然憎恨他们的父亲，但他们又爱戴和敬畏自己的父亲。现在虽然他已经死了，但儿子们仍然惧怕他，甚至认为他比活着的时候更有力量，即灵魂脱离肉体后要比被囚禁在肉体中有更大的自由度。于是他们便产生了讨好他的想法，这样他们就确立了必须履行的宗教仪式和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律。因此，他们确立了聚餐共饮他们崇拜的图腾动物的野蛮的纪念活动，在这样的聚餐活动中，图腾动物自然就是他们的父亲形象的投射。因此，他们原来那个世俗的、令人恐怖的父亲就被投射到超自然的世界中成了他们崇拜的神。宗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起源的，所以说，男性上帝是建构在作为谋杀者的儿子们的忏悔行为和神化父亲人格基础之上的。
被神化了的父亲人格具有全能、全善、全知等绝对品质，他把孩子们所期待的那种保护提供给一切面对自然和社会灾难而需要安全感的人，这些人自然也就成了上帝的信仰者，弗洛伊德进一步分析说：
成长中的个人会发现，他命中注定永远作个孩子，要是没有保护他自己根本应付不了各种奇怪的超级力量所带来的打击；他认为这些超级力量是聚集在父亲这个形象上的，因此父亲形象就是上帝，他既害怕又想讨好这个上帝父亲，同时又依赖上帝父亲为自己提供保护。人对于父亲形象的期待表达了人寻求保护自己软弱无能状态的真实动机。孩提无助自然会祈求保护，同理延及成人也会寻求一种超越自身能力的保护，这样的本能反应正是宗教形成的原因。
通过解释上帝形象的形成，即将父亲的形象高度人格化后，弗洛伊德将上帝形象的形成与其关于“宗教是人的心愿的实现”有机地联系起来，从儿童的心理分析入手推论现行的上帝观念，即，作为孩子，如果有个力大无比的父亲的保护，我们会觉得安全许多。哪怕是作为成年人，当我们感觉世态炎凉时，我们也有期望得到保护的强烈的意愿，而永恒的、万能的和博爱的父亲形象正好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意愿，我们也就乐意在他身上加诸各种神圣的抽象性质。
如果我们能够将儿童的心理行为类比于人类原始社会的心理行为，那么上帝观念、宗教仪式的形成便更容易得到可观察的经验事实的说明。为此，弗洛伊德引入了“俄狄浦斯情结”这个儿童心理分析的新观念。他认为男童都存在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即到４岁时都会自然地产生强烈的弑父恋母心理，换句话说，这同样是一种嗜杀亲长辈的病理现象。更有甚者，弗洛伊德坚持说，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宗教行为，我们一定会发现，宗教行为在本质上很像那些患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人的行为。比如精神病理学称之为“上床仪式”的病理行为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某个患神经官能症的人在上床睡觉之前总是会将椅子放在床边的某个特定的位置，枕头和床上的用品也必须得叠好并且以某种方式安放在某个地方，他才能心安理得地躺下睡觉。如果椅子没有放好，枕头和床上用品没有按照他所想象的方式安放好，病人就变得十分不安和恼怒。弗洛伊德十分关注病理行为和宗教仪式的相似性，例如，教徒的圣餐仪式（基督和门徒们吃“最后的晚餐”，以共享面包和酒来表达与基督在一起的仪式）或者背诵祈祷词和咒语，“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患神经官能症的人的行为与宗教仪式的神圣行为之间的相似性：忽视这些行为人就会感到心神不宁，这些行为使他们全神贯注，不受其他任何行为的干扰，乃至对其仪式行为的每个细节都一丝不苟地完成。”
他这里是援引了人们经验中可观察到的精神病的例子来说明宗教起源与精神官能症的相关性，并将宗教的传统仪式类比于精神病人的下意识的心理行为，以实验科学的理性解释上帝人格和宗教经验的神秘性。其结论是：上帝不过是人类心理的“俄狄浦斯情结”外化为宗教仪式后的病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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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
这个比较好：
Is God willing to prevent evil, but not able? Then He is not omnipotent.
Is He able, but not willing? Then He is malevolent.
Is He both able and willing? Then whence cometh evil?
Is He neither able nor willing? Then why call Him God?
-Epic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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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啥飞机?